信托案例评析：信托解除和损害赔偿

中国政法大学赵廉慧

2020-08-17 06:17

案情摘要：
宋卫国作为合格投资者，将100000000元委托予外贸信托公司进行信托投资。2013年7月4日，宋卫国就外贸信托公司推荐的项目“天工科技流动资金贷款单一资金信托项目”（以下简称信托项目）与外贸信托公司签署《外贸信托-天工科技流动资金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信托合同约定：该信托项目资金用于向天工科技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由担保人河北融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融投公司）、担保人王林为该借款的偿还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外贸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负责信托贷款发放及管理。
2015年第一季度，外贸信托公司告知宋卫国，借款人天工科技公司未能如期支付到期利息。2015年4月，外贸信托公司向借款人发出通知，宣布贷款于2015年4月15日到期，要求天工科技公司偿还《信托贷款合同》项下所有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及相关款项。随后，外贸信托公司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借款人及担保人的强制执行申请，但相关债权至今仍未获得任何偿付。
信托项目出现损失后，宋卫国在向外贸信托公司了解情况的过程中逐渐得知，该信托贷款实际并未用于天工科技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而是用于某一房地产项目，实际上就是国隆府房地产项目。外贸信托公司使用天工科技公司作为借款人也是为了规避当时法律法规对于房地产项目贷款的限制，而天工科技公司不具有实际经营能力与债务偿付能力。外贸信托公司在将贷款支付至天工科技公司账户后也没有实际予以监督管理。外贸信托公司在项目的前期调查及贷后管理中均存在严重问题。外贸信托公司作为信托专业机构，应当恪尽职守，诚实、审慎地履行管理义务，但外贸信托公司严重违法违规，将信托财产用于非信托目的，且在信托财产管理中存在违背管理职责、管理信托事务不当的行为，导致信托财产发生损失，信托贷款本息至今未能偿付。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四条规定，受托人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财产是信托财产，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也归入信托财产。根据上述规定和本案信托合同第十六条对“信托收益及信托财产的归属和分配返还”的约定，外贸信托公司通过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程序获得的财产，属于信托财产。执行程序的申请人虽系外贸信托公司，但其在获得执行财产后，应当按照上述约定向宋卫国分配信托收益并归还信托本金，故宋卫国系该执行程序所获财产的最终利益归属主体。
宋卫国向本院提交2015年4月10日其与外贸信托公司员工王俊卿等人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外贸信托公司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以及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2015年4月13日，外贸信托公司告知宋卫国其将根据《信托贷款合同》的约定，提前收回已发放的全部贷款，并将对借款人和保证人采取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宋卫国同意外贸信托公司采取信托合同和《信托贷款合同》中约定的合理方式进行下一步措施。此后，外贸信托公司基于《信托贷款合同》、《保证合同》公证债权文书以及公证机关出具的《执行证书》，向本院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本院亦已据此裁定对被执行人天工科技公司、河北融投公司、王林进行强制执行。本案中，宋卫国起诉请求撤销《信托贷款合同》，判令外贸信托公司返还宋卫国信托财产100000000元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该诉讼请求和其此前同意外贸信托公司依据《信托贷款合同》申请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存在矛盾，且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程序正在进行中，尚无法确定宋卫国的信托本金和信托收益的损失数额。经本院释明，宋卫国亦未能对其诉讼请求和理由进一步明确。
综上，宋卫国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尚不明确、具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驳回宋卫国的起诉。
（宋卫国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初173号）
案例评析：
1.本案涉及信托法第22条的适用问题。本案中，委托人根据本条主张撤销受托人的贷款行为，判决中指出：“本案中，宋卫国起诉请求撤销《信托贷款合同》，判令外贸信托公司返还宋卫国信托财产100000000元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该诉讼请求和其此前同意外贸信托公司依据《信托贷款合同》申请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存在矛盾，且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程序正在进行中，尚无法确定宋卫国的信托本金和信托收益的损失数额。经本院释明，宋卫国亦未能对其诉讼请求和理由进一步明确”。可以看出，法院实际上是认为：（1）委托人不能同时等待受托人向第三人主张债权（强制执行），同时又撤销受托人取得债权的贷款行为，这二者是相互矛盾的。（2）由于债权文书强制执行程序正在进行，这决定委托人损失的范围，委托人无法证明自己损失的范围，自然无法请求损害赔偿。
2.委托人根据第22条撤销受托人的交易行为，如果法院正在强制执行受托人基于该交易对第三人权利，委托人能否根据信托法第22条撤销该交易，在理论上仍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从信托法第22条来看委托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只要“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即可撤销，受托人是否无资力，是否积极行使权利、是否已经对第三人债务人强制执行，均非所问（从合同法第74条的撤销权能借鉴的很少）。因此，即使受托人正在行使对第三人的权利，原则上亦不妨碍撤销权的行使。
本案审理法院认为，“撤销了受托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受托人对第三人的诉讼和强制执行即丧失基础（存在矛盾）”，在本案的背景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该论证不能做一般化处理。如果委托人能证明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和信托合同的约定将信托财产处分于第三人，若不允许具备条件的委托人行使撤销权，有时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状况：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把信托财产中的动产或不动产廉价卖给关联人，却可以以自己正在对第三人行使权利为由，阻挡委托人行使信托法第22条所规定的撤销权以及随后对受托人主张损害赔偿。或者说，委托人必须等待。受托人从事了一个错误的行为，而让委托人=受益人承担其错误行为的结果，这是不公平的。而且，撤销权为形成权，必须在法定期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起1年）行使，如果受托人故意拖延行使权利，委托人可能无法行使撤销权。特别是在长期存续的民事信托的场景下，委托人的撤销权更具有合理性。
关于撤销权的行使，日本旧信托法规定只能由受益人（委托人不可以）撤销受托人的“处分”行为，负担行为不属可撤销的范围。不过日本2006年信托法已经不再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我国信托法的条文也没有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本案中受托人把信托财产贷款给第三人的行为，构成了“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因而在理论上可以撤销。
3.撤销权的行使除了有其可能性之外，还要有其必要性。撤销权主要利用委托人=受益人权利的对他效力，尽力从受托人以外的第三人挽回更多的损失。本案中，即使委托人=受益人有权行使撤销权，因金钱之债不存在所谓回复原状的问题，又因信托法规定具有模糊，不能确定能否能从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处直接取得财产给付，这和让受托人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并归入信托财产并无实质的区别。不过，撤销权使用的场景是针对受托人对动产或者不动产的处置（本案显然并非如此），在金钱借贷的情形，受托人如已经对第三人提起诉讼，委托人不需要提起撤销权诉讼。
从诉讼策略上，本案中委托人选择撤销之诉并非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一个可行的救济是解除信托。从信托法第50条的字面来看，委托人=受益人解除信托除了受信托文件约定的限制之外，几乎不受别的限制。信托解除和合同解除不同，不能完全适用合同法。本案中受托人严重违反信义义务（违反信托目的运用信托财产），委托人=受益人即可解除信托。同时，委托人根据信托法第22条等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等请求权并不丧失。委托人=受益人可以同样根据信托法第22条主张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主张损害赔偿。本案中借款人违约，信用可能不足，选择让受托人承担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是比较好的选择。
第22条主要是在规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撤销权的场合附带地规定了损害赔偿，至于这里的损害赔偿和撤销权的关系，并不十分明了。综合信托法第32条和第36条，笔者以为，这里的损害赔偿不能只当作委托人行使撤销权之后对仍然无法弥补委托人等损失的情形下的附带的后果；只要“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撤销权和损害赔偿、回复原状都是可能的救济方式。
4.但是问题是，委托人=受益人如果主张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的损害赔偿（信托文件没有相反约定的可以同时解除信托），还是要根据信托法第22条提出。本案中的法官可能仍然不会支持——根据本案审理法院的裁决，法院认为“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程序正在进行中，尚无法确定宋卫国的信托本金和信托收益的损失数额”。
其实，本案的情形，原告的损失是容易确定的。在商业的领域内，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如何计算委托人=受益人的损害，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笔者以为，按照“预期收益+投资金额+逾期利息-回收的信托财产”是一个合理的计算标准。如此并不会助长刚兑的不良倾向。无论按照合同理论还是信托法理论，这个计算方法似乎都是合理的。特别是在把信托财产以债权（贷款）的方式运用的场合，如果受托人对投资项目履行了完全的尽职调查义务和合理增信措施，除了出现较大的市场风险等，预期收益反映了委托人应受保护的投资期待，按照此计算委托人的损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很难找到别的合理标准）。
本文草稿写到这里，刚巧信托业界专家王总通过微信和我探讨他经手的案子：
“某机构A认购了管理人B发行的资管产品，后资管产品违约，到期（提前到期）后不能兑，清算期间迟迟不能变现。且监管机构认定管理人B尽职调查和受托管理存在问题，并已被监管问责！A作为一家爱面子的机构，不能上街拉横幅，也不能又哭又闹又上吊！只能愤而诉诸法院！
B在法庭答辩时如是说：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的资产清算尚未结束，根据资管合同的约定，投资者的投资权益已经转化为非现金性资产，正在寻求变现，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没有产生。”
笔者以为，信托法规定的损害赔偿并没有以信托清算为条件。其实作为资金信托，管理人一般不能约定原状返还（之前笔者在博文中论述过，未经知情同意而约定原状返还受益人的受托人是不负责任的），其计算方法最公允的还是投入金额（本金）+预期收益+迟延利息，原因是受托人有过错，这个利息应具有一定的惩罚性，促使管理人自己先行赔偿（因这是对债的偿付，说一种兑付亦无问题，受托人有过错就谈不上“刚兑”，他在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避免被追究责任），否则受托人不会积极履行回收资产的责任。不过目前司法普遍比较保守，忽视了无辜原告的期限利益损失。
如前所述，让委托人等待是不合理的，早晚受托人都应如此赔偿，延后赔偿可能还会导致利息损失，所以受托人应当赔偿。如果信托解除，委托人=受益人得到损害赔偿，并不妨碍受托人（信托公司）对债务人及担保人之诉讼和执行的正常进行，从第三人处取得的财产归入受托人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
再重复一下，信托被解除，并不意味着受托人针对第三人的诉讼丧失了基础（或者出现矛盾），信托被解除，相当于受托人对第三人之前进行的交易丧失了作为信托财产交易的基础，此时受托人作为债权人的身份没有变，不过此诉讼取回的财产不用归入信托财产而已。该交易被撤销的情形也可做类似解释。
想起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中国欠缺衡平法的传统，所以信托法无法落地生根。这似乎有些似是而非。不是只有英国的衡平法才是衡平法。当法官在做出裁决时，发现机械适用法条会产生明显不公的后果，而采取一种更为合理的变通解释之时，此时，衡平法就生长出来了。
【作者简介】
赵廉慧，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信托法、慈善法、民商法和社会法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