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90%+的创始人都需要信托？

从大的层面来说，设立信托的好处主要分为两方面：

1、提升我们亲人的生活；

2、提升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并使世界更为美好，例如慈善事业。

具体而言，这些理由中其实帮委托人规避了很多容易忽略的风险。

以第一条理由举例。

无精神行为能力情况下的资产管理。

一般设立信托都是为了避免个人身故后的风险，而忽略了生前可能存在的风险，也就是身体精神出现意外而丧失精神行为能力。

越来越多的高净值客户都在境外拥有金融资产或银行账户，当某个人年老身体健康出现一些问题，会影响他的精神行为能力，无法对资产处置作出正常决策，并且此时下一代还无法继承资产。若也没有准备持久授权书，一旦出现金融危机或急需动用资产的特殊情况，就会面临无人有权进行处置的困境。在这种场景中，如果早先已设立了信托，在彼时就可以由信托公司根据信托契约及意愿书的约定及时调整投资角色从而能使资产得到合理管理及处置。

成立信托的第二条理由“资产保护”，也经常在新闻中被提及。

此前曾有媒体爆出，贾跃亭在海外设立了不可撤销信托，此处我们暂不论事件真假，仅就这个消息中提到“不可撤销信托“来讨论。信托设立后，转移到信托内的资产就不再属于委托人，若信托结构搭建合理，权力设置得当，信托管理独立，并且转移资产入信托时无恶意避债动机，当委托人遇到债务问题时，信托有可能能抵御债权人的的追索。这就是成立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

梅艳芳遗产争夺案，则是成立信托的第三条和第四条理由非常生动的演绎。

限制分发给未成年及挥霍无度的受益人。

避免遗嘱认证过程及遗嘱争议。

2003年，梅艳芳因病去世。梅艳芳深知自己的母亲覃金美有不善理财、挥霍无度的习惯，而且家中其他亲人没有理财的能力，所以在生前立下遗嘱并设立家族信托。根据梅艳芳遗嘱和信托协议的安排，她将一部分房产赠与好友刘培基，预留了140万人民币给外甥和侄女作为教育经费，剩余财产则委托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管理，每月支付其母亲7万港元作为生活费直至母亲去世。根据梅艳芳的安排，母亲去世后，所有资产会扣除开支捐给妙境佛学会。

但是，由于梅艳芳仅在离世一月前才匆忙制订遗嘱并设立信托，遗嘱中约定其资产在其去世后转入信托，后梅母获知遗嘱及信托安排后即向法院起诉挑战该遗嘱及信托安排有效性。假若信托早日设立并在生前就将转入资产，则遗嘱被挑战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成立信托的理由第四点，就是避免遗嘱认证和遗嘱争议。国内的资产通过遗嘱继承需要做公证，香港或其他境外地区则需要在法院走继承程序。目前很多高净值人士的资产是全球性的，可能在香港有银行账户，并且账户由BVI公司持有，同时在新加坡有其他资产，在美国有房产。不同所在地的资产，其处置都需要遵循当地法律程序以及被继承人所处居籍的继承法律规定，整个继承过程将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耗钱的工作。

另外，遗嘱内容公开后，可能会引发争议被继承人挑战，影响家族和谐。如果把资产装进信托，那么信托中的资产不会作为遗产，而是按照信托契约及生前约定的意愿书由受托人行使酌情权根据受益人利益做分配，避免了需要到不同地区的法院走当地资产继承程序的过程。另外因为信托的受益人在获得信托分配之前，并不知道能够分配到多少资产，也不会知道其他受益人的获得分配金额比例，因而可以避免潜在的纠纷。

在梅艳芳的案例中，由于设立信托的时间匆忙，计划置入信托的资产包括现金、房产、股票等等并未在其生前转入信托，梅艳芳信托设立不足一月后就匆匆离世，资产根据遗嘱的形式转入家族信托中。此后多年，梅艳芳母亲多次向法院起诉，她认为梅艳芳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订立了遗嘱，希望法院判处遗嘱无效，拉开遗产争夺战。

信托的功能还包括税务筹划，以及多国身份情况下家庭财产规划。

如果高净值客户或其子女拥有高课税国家的身份，往往需要做相应的税务筹划。例如美国有赠与税和遗产税，根据美国法律，具有美国居籍的人离世后无论资产所处何地被继承时都会产生高昂遗产税，即使股权或房产在国内，或者名下企业通过红筹结构在香港上市。例如很多上市生物医药公司的创始人都具有美国国籍，其公司股权在其去世时都会产生最高达40%的遗产税，若他们在公司上市前设立信托持有股份则就可以做到有效的税务筹划，可以节约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的遗产税。

也有很多高净值人士自己没有美国身份，但是孩子有美国身份，这种情况下，孩子继承非美国资产的时候，不需要缴纳遗产税，但是到了第二代传给第三代时就有遗产税以及生前赠与税，若第一代生前设立信托持有家庭资产，那么则可以很好的规避了未来原本可能产生的财富转移税。

此外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去美国购置房产，孰不知直接个人名义购买存在巨大的潜在遗产税隐患。如果设立一个信托或者设立非美国公司，以境外公司名义购买美国房产，则可以有效规避遗产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