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质疑中国资产价值溯源: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面临八大挑战

21世纪经济报道 谢亚轩
2020-03-17 07:33

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看,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如何,是我们判断中国资产价值的重要依据。近年来,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面临八大挑战:新冠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外商投资企业撤离,中国本土企业外移,竞争对手争夺份额,美国右翼势力打压,和不利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等。挑战不容回避,辨明和认清中国资产的真正价值,我们要从直面挑战开始。

一、本次新冠疫情引发产业链从中国外迁的忧思

骤然而至的新冠病毒疫情给全球产业链带来了巨大挑战,使得各界对于全球产业链从中国对外转移的忧思进一步加深。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看,本次疫情风暴的中心武汉市和湖北省是全球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制药和光电子通信等产业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随着疫情带来的一系列交通阻隔和人员复工困难等情况的发生,电子、原料药和医疗器械等等产业链纷纷传出告急的信息。当前,由于我国在本次“抗疫”中已初步获得胜利,从表面上看,疫情对产业链外迁的影响已消除,但其引发的忧思则挥之不去。

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产业链从中国外迁的风险

美国中国商会针对314家在华美资企业的调查显示,在有关商业前景的多方因素中,企业对于中美关系最为担忧,61%的受访者对今后两年的中美关系感到悲观或略悲观。其中,工业和资源行业及技术行业受关税影响最大;约65%的会员企业表示关税和中美紧张局势对其经营策略有影响。近25%的会员企业正在推迟对中国的投资或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近20%的企业正通过在中国境外寻找零部件和/ 或装配来调整供应链;32%的受访企业表示2019年没有计划扩大投资或减少投资,比去年增加了六个百分点;8%的受访企业表示在过去的3 年里曾将产能转移出中国,11%的企业考虑在未来三年内转移产能。

表:美国企业在华业务影响最大的五个商业挑战



资料来源:中国美国商会,招商证券

根据2019年普华永道对245家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的调查,台资企业CEO认为贸易摩擦是增长前景的首要威胁(36%)。鉴于此,40%的受访企业计划调整其供应链和采购策略,39%计划将成长重心转移到其他市场,29%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普华永道2018年10月对176名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的企业高管的调研结果显示,贸易冲突是是78%的受访中国CEO的主要关注点。作为对贸易冲突的应对,70%的中国内地的CEO正在调整供应链和采购策略,并将增长策略(52%)和生产(40%)转移到替代地区。近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纷纷表达了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开始扰乱全球产业链和直接投资。

二、劳动力等成本上升,竞争优势下降

毫无疑问,劳动力成本既是中国当年成功吸引全球产业链转移的关键因素,也是当前导致部分劳动密集产业外迁的主要驱动力。根据2019年2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调查,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企而言,排在首位有超过75%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在华经营的最大问题是“员工工资上涨”。此外,以上美国中国商会对于在华美资企业的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样是美企在华经营遇到的最大商业挑战之一,在驱动在华美资企业产业转移的因素中排第二位 尤其是在消费行业和服务行业。

图:日企在中国经营上遇到的问题


资料来源:JETRO,招商证券

美国学者史剑道认为,在中国由于政策因素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和地价上涨,降低了企业的收益,引发了生产链的转移。特别是当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时,以电子消费品和服装为代表的产业自然会从中国转出。

图:2017年亚洲国家和中越总劳动力成本对比


资料来源:Tractus’ “Cost of Doing Business in Asia”,招商证券

根据Tractus在2017年针对亚洲地区劳动力成本的统计,我国技术工人的综合劳动力成本在亚洲相对较高,中枢水平已与新加坡接近,明显高于其他亚洲国家。越南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制造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之一,对比我国长三角区域与越南河内地区技术工人、工程师、管理者的总劳动力成本可见,我国成本分别约为越南的4倍、8倍、4倍。

图:中国与部分国家制造业每小时劳动力成本对比(中国相对他国%)

 


资料来源:EIU,招商证券

三、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失败导致外商撤离

例如,近两年,三星关闭在华工厂的消息不断传来。从2018年4月底开始,三星就陆续关闭了位于深圳、天津和惠州的手机制造工厂。其中2019年9月关门的惠州厂,更是三星早前在中国的主要生产基地,距今已有30年的历史。2019年12月,由于已连续5年亏损,三星电子旗下的电子元件制造商三星电机(Samsung Electro-Mechanics Co.)宣布关停其位于江苏的昆山三星电机有限公司,正式退出智能手机主板(HDI)业务。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三星在华手机市场竞争中的失败。2013年年中,三星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曾占到15%的份额,但随着华为和小米等本土品牌的崛起,三星的市场份额已降至不足1%。三星从中国撤离的原因固然可以解释,但其所呈现的产业链离开中国的趋势值得警惕。

四、出于接近终端市场等经营考虑,中资企业主动外迁

这个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福耀玻璃。2015年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接手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废弃的通用汽车工厂,将其改成玻璃工厂。曹德旺曾表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美国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较美国有优势的,只有劳动力。而近年除了福耀玻璃外也还有不少中国公司赴美设厂,多为领军企业(如海尔集团、三一重工等),在美国开设的工厂主要生产钢管、化纤、玻璃等产品,工厂分布在南卡罗来纳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地。

五、竞争对手积极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国际投资者

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对于国际资本的吸引力逐步上升,各国政府也纷纷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抢夺份额。举例来说,媒体报道,三星自1988年开始在越南投资,2009年开始加快和加大布局。截至2018年,三星已在越南投资173亿美元,设立8座工厂和一座研发中心,2018年出口总额达600亿美元,占越南总出口将近25%。越南三星平均每年组装2亿部手机。近年来,三星在越南政府建议下,开始在当地培植零部件供应商。截至2018年夏天,当地供应商包括第三国企业在越南投资达29家,2020年可能超过50家。

表:越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


 


资料来源:网络资讯,招商证券

六、部分政客从政治角度出发,迫使产业链离开中国

这一因素带来的短期影响似乎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效果接近,都推动产业链转移出中国。但是政治因素推动产业链迁移的目的是降低中国的威胁,其影响从长期看可能更为显著。

有美国学者撰文明确认为将重要的产业链从中国迁出,迁到美国认可的地方才是解决中国威胁的首选之策。他明确建议在几个关键领域将供应链迁出中国:原料药、无人机、手机、稀土。

史剑道建议通过三项主要措施来推动产业链从中国的外迁:一是,非关税措施,包括:进一步建构和推动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禁止商业接触和处罚中国公司,主动将生产链转移回美国,甚至打击侵犯人权的行为。二是,对中国采取“歧视”的态度,即对待中国的态度明显比对待其他国家生产者差,这样企业就有动力转移。建议的迁入地首选墨西哥、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威胁小的国家。此外,建议加强同顶级供应商日本、韩国合作显得尤为必要。三是,限制美国的资本流入中国。所有的供应链都需要金钱,为促进产业链外迁,不仅要限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还要限制证券投资。

七、导致全球价值链贸易停滞的国际因素同样给中国带来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价值链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990年代快速上升,由最初的37%左右上升到高点时的近50%。这一期间,德国、日本、美国和中国扮演不同的角色,采取不同的方式,发挥不同的作用,都极大推动了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发展。但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全球价值链贸易即进入停滞和收缩期。这背后的因素包括:

1、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的溢价,降低了产业链合作的必要性。

2、中国在全产业链上生产能力的提升,美国页岩油和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进口减少,也降低了国际产业链合作的必要性。

3、近年来,全球陷入长期停滞状态导致新的经济增长点匮乏,全球直接投资陷入低谷,抑制了产业链合作的积极性。4、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显著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挫伤了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链合作的积极性。

5、服务贸易兴起,由于服务贸易链条短,往往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因此天然不具有全球产业链合作的必要性。

6、2008年金融海啸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均带来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危机之前比较流行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金融受到更多的监管约束,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全球产业链的合作。这其中比如技术进步、服务贸易兴起、供应链金融受限、贸易保护主义和直接投资低迷等负面因素均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图:全球价值链90年代后加速但08年后停滞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招商证券

 

如果全球产业链系统性从中国外迁,其影响可谓巨大,对此应该加以充分重视。根据商务部最新的统计,2020年1至2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34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6%(折194.2亿美元,同比下降10.4%)。其中,1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87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468.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5.6%。疫情对于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已有所显现。

短期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出口和制造业中可谓举足轻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外商投资企业有关的就业人数2580万,占总就业人数的6.07%。截至2018 年底,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6.1 万家,实际吸收外商投资2.1万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目的国之一。2018年,外资企业出口商品占出口总额的41.4%,规模约为1.03万亿美元。如果产业链外迁,其对中国的出口和就业的负面影响将非常显著。

长期来看,全球产业链转移带来的技术进步贡献同样不能忽视。多年来,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快速增长,外资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增长、市场竞争、技术进步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1991年的43.7亿美元增至2018年1300多亿美元。研究表明,FDI每增加1%,GDP将增长约0.4%。[1] 如果未来全球产业链持续迁出中国,参照日本的经验,产业大规模向外转移会通过生产替代效应、出口替代效应和逆进口效应对国内产业产生不利影响,并减少企业对本国劳动力的需求。投资者担心中国可能重蹈日本八十年代产业空心化和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台阶的覆辙。

之所以非常详细分析中国制造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面临的以上挑战,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一些投资者质疑中国资产价值的依据;另外一方面,更是因为挑战并不会因为你的忽视而消失,只有直面挑战,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应对挑战。

(作者系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1]刘建丽. 新中国利用外资70 年: 历程、效应与主要经验 [J]. 管理世界,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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